电力绿证制度是为了推进全民绿色电力消费新时代而采取的一项促进可再生能源消费举措，所谓“绿证”实际是一种电力凭证，记录着特定的1000千瓦时上网电量是来自哪个陆上风电场或光伏电站。绿证的申请是由发电企业向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申领的，发电企业获得绿证后可在中国绿色电力证书认购交易平台出售。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和个人均可认购。
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和个人为什么要认购？
国家能源局7月1日组织召开绿色电力证书自愿认购启动仪式，20多家企业和机构宣布达成绿色电力证书认购意向，合计绿证意向购买数量近2万个，相当于2000万千瓦时绿色电力。以商业利益作为价值存在的企业和机构的这种“自觉性”很难让人理解为促进绿色消费的社会责任感的迸发。
我们可以将这些首批购买绿证的企业和结构主要分为四类：关联产业的设备制造商，风力、光伏等新能源发电运营商，资本投资机构，以及以绿色能源作为生命线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等。从中不难看出，首批自愿购买绿证的举措等于开启的是行业内部自嗨模式，仅靠这种模式难以吸引过多的社会企业参与，实际上电力绿证制度就是要全民均摊绿色电力消费的高成本，对于社会企业而言，它为什么舍弃廉价的传统电力不用而使用相对昂贵的绿色电力？在企业成本及经营风险面前，需要另一种利益置换来弥补因使用了绿色电力导致的过高成本带来的损失。
应积极发挥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在绿证自愿认购体系中的作用
在电力绿证购买体系中，仅靠自愿购买难以实现目标，实际自愿也应是相对的。长期看，电力绿证制度能够实现必须依托商业利益交换或者政府以政策、税收优惠等形式的隐形补贴得以推广，其中，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就是这种绿证自愿认购体系前置的强制性规定。如果要让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和个人在绿证购买过程中显得“自愿”，就需要积极发挥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强制他们在能源消费过程中可再生能源的消费达到一定的比例，这就能“迫使”一部分无法完成这一比例要求的企业通过购买电力绿证进行替代。
但如何做到公平又了一个问题。全民绿色电力消费时代需要把所有类型的能源放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框架下，也只有这样，企业或个人才能相对均衡承担绿色能源消费过程中的相对高的成本问题，也只有这样，行业相关的企业在研发投入和技术突破上才有更好的动力。如何做到公平，最主要的思考应该是从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税赋、环境治理等定性上的判断过渡到定量执行阶段。在最近的电力体制改革中，对于输配电成本核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将过去电力输送由于定性承担交织在一起导致的多元素复杂成本过渡到定量核算后的单一成本上，这就能使输配电过程的过网费问题，无论是透明度还是交易便捷度上得到更好的解决。全民绿色电力消费时代正是需要类似的更加明确的定量的成本承担。也只有这样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强制性才能有效的牵制绿证认购体系中的自愿性。
电力绿证认购市场的形成尚需时日，风控评估成为制衡关键
电力绿证认购的目的是为了市场交易，是为了打破原有的普遍存在的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给予使用清洁能源发电企业一定的经济补偿观念的另一种探索，是以行政力强制分派作为后盾的促进市场要素形成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是否能够有效，在经过理论论证之后还需要实践来检验。
到2016年，全国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累计缺口约500亿元。由于过去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扶持政策设计缺陷造成的错综复杂的资助体系，继续扩大这一资金缺口显然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的。而对于电力绿证认购市场的形成，起到制衡作用的不仅是政策，而且风控评估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力绿证多长周期可以置换成商业利润以及增值空间如何，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都需要从新评估。从企业的角度而言，资本风控评估的必要性在于从政策上及未来趋势上来判别企业是否有能力承受绿证出售不了或者贬值带来的风险，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变动性，比如，电力绿证交易市场成熟前的早期可能允许二次交易，市场成熟与否如何判断，早期的二次交易会不会导致入局者受限，甚至是中国的能源结构究竟如何变化等问题都需要从新来定位。以发电企业作为主体的风控评估对于电力绿证市场的形成实际上是一种制衡效应，具体表现为评估预期趋良则有利于推进电力绿证认购市场，但发电企业有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尤其是以传统能源作为主要原料的发电企业，所持态度可能会更谨慎一些。
从全球能源消费模式来看，电力绿证本身并不是新生事物，对于国家而言，可以降低国家财政资金的直接补贴，缓解补贴资金压力。对于以清洁能源为主的发电企业而言，可以通过出售电力绿证缩短资金回款周期，对于以传统能源为主的发电企业，可直接购买绿证，不再需要自建非水类可再生能源项目承担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下的指标。也因此，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是否有效贯彻关乎着发电企业参与电力绿证认购市场的积极性如何。从首批电力绿证自愿认购的情况看，以非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及相关设备生产厂家对于未来的能源格局持乐观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