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PE/VC追捧的新能源领域最近出现了“过剩论”，在上周五召开的“2009上海国际股权投资论坛”上，PE人士与行业专家对新能源发展前景做了最新探讨。其中，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任东明认为，对过剩问题要客观认识，不该反应过激。
任东明会后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还透露了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与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草案的最新修订进展。他还表示，能源所正在编制《可再生能源发展指导意见》，以应对新能源产业的过剩问题。
“新能源振兴规划正处在会签阶段，目标是在《十一五发展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基础上进行大幅调整。尽管目前新能源产业有过剩的说法，但未来的规划目标仍会比原来有很大提升。”任东明告诉本报记者，只有等各个部委都通过了振兴规划，国务院才会正式发布。
在“2009上海国际股权论坛”上，关于政府引导基金的讨论受到了各方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包括安徽、云南等在内不少于20个省市拥有自己的引导基金，截至去年底总规模已达88.5亿。但是随着引导基金的发展壮大，该领域的“择地不择优”与寻租腐败等弊病也日益显露。不过，有意思的是，苏州模式与杨浦模式的“市场化”基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述弊病。
据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毅介绍，目前政府引导基金运营模式有三大特征：其一，引导基金都是地方财政出钱，挂在地方财政投资公司或者是财政厅名下；其二，由于引导基金的“地方财政”性质，在进行“引导”前一般会提两种要求：一是要求基金注册要在本地，二是约定所募资金多少投资于本地的比例；其三，引导基金投资较分散，其承诺的最高投资比例一般仅20%到30%。业内人士认为，这些特点，恰恰是滋生寻租腐败等弊病的“温床”。
据苏州工业园区创投引导基金管理人徐清介绍，“苏州模式”的成功经验就是用“市场化”驱除行政隐忧。她表示，由国开行及苏州政府合资成立引导基金实际上对财政资金形成了一定的过滤作用，同时基金管理人本身便是做GP出身，故一开始引导基金便对市场化规律有较清醒的认识，并逐步形成有一定标杆作用的母基金模式。
徐清同时表示，2008年10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后，苏州政府也要求基金投资需有一定的政府功能，包括促进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但基金本身还保持市场化运作、以盈利为首要目的，不会有一些让利或者是保底条款，这与目前大部分的引导基金不同。
徐清进一步表示，因为基金是与国开行合资成立的，所以从开始的定位就是面向全国。苏州政府对基金的投资有一些小要求，像之前说的投资要留在园区，但是对范围没有限制，以项目最优为原则。同时，政府及引导基金本身不会干涉具体的投资决策。
与此类似，上海市杨浦区政府引导基金的做法也值得借鉴。该基金委托给外资的硅谷银行管理，这在国内有开创先河的意义，“杨浦模式”一时成热议焦点。硅谷银行董事总经理杨大和表示，杨浦看中硅谷银行的专业化经验和资源，并希望硅谷银行能介绍更多VC/PE及科技企业落户杨浦。而硅谷银行则认为杨浦可能成为未来的中国硅谷。
而启明创投创始人邝子平则表示，市场化运作的苏州、杨浦模式虽然优秀，但并不具有代表性。目前各地办引导基金的首要目标还是吸引资金投入到本地区，繁荣本地经济，而不是繁荣PC/VE行业。
此外，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常务理事兼国际委员会主席高志凯也批评了政府引导基金“择地不择优”与寻租腐败等问题。他举例表示，某省内两个相邻城市的引导基金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城市的基金坚决不投另一城市的企业，即便这个企业质地非常优秀。如此人为阻碍了PE/VC资金的充分流动，致使引导基金投资普遍出现“择地不择优”情况。
高能资本董事长王晓滨也举例说，某地方的引导基金禁止在本省募资，必须在外省募资，当地政府认为所谓引导基金，就是要引导外部资金来本省。如此要求不禁让人质疑，如果需异地募资是因为当地资金不投当地企业，那谁还敢进来投资？
此外，他表示，今年8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首次审议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草案，其内容涵盖了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和配额制等。“接下来，草案还要征求意见，征求完了继续讨论，最后需要经过人大的三次‘上会’才能正式发布。”任东明透露说。
而针对当前备受关注的新能源产业过剩问题，他透露，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受国务院委托，正在编制《可再生能源发展指导意见》，出台后将成为指导、规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另一份纲领性文件。
但对过剩的问题，任东明个人认为要客观认识，“对过剩不要恐慌，因为一定的过剩对产业发展是有好处的，如过去彩电等产品的过剩就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至于新能源领域当前所谓的过剩，他表示，首先，这只是潜在的过剩，是根据各个厂家的计划产能计算得出的结果，并非现实的过剩，“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文件中提到新能源过剩只是说‘有过剩倾向’的原因”。
以太阳能光伏为例。据他介绍，2008年底中国的光伏产能是2000兆瓦，耗用多晶硅2万吨，而当年中国的多晶硅产量仅4000吨，并无过剩之虞。
其次，他认为当前新能源的过剩只是结构性过剩，例如风电产业是制造业过剩，光伏产业中则是多晶硅制造业相对过剩，并非很多舆论认为的是“新能源过剩”，因为新能源中的生物质能、核能等都没有过剩。
“最后，我认为所谓过剩是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当前市场需求的过剩，例如风电过剩就是相对电网接纳能力而言的，但就未来规划的目标而言就未必过剩。”任东明表示，如果对产能过剩问题反应过激的话，对新能源行业发展是不利。
他认为，当前各界对发展新能源的热情很高，这是来之不易的，不应该一概“棒杀”。更何况，发展新能源是当前世界的潮流。对产能过剩，政府不能去堵，而应疏导。
“政府应当做好科学规划和基础工作，同时及时发布产业预警信息，为新能源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只有如此，（新能源产业政策）才不会轻易受舆论左右。”任东明最后说。
